从勋贵外戚，到官僚大臣，这些人就像找到了一个解困的突破方向，又像是寻到了一个情绪的发泄口，一股脑地往里钻，往上撞。
勋贵自举，朝臣自纠，很快使得这场政治风波攀至高潮，使之更加剧烈，更加汹涌，更加不可测，整个朝廷上下，都仿佛变得疯狂起来，弥漫着一股焦躁气息，就好像酝酿着一场风暴。中上层积极踊跃，下层也在这种阵势下，变得茫然惊愕。
这样的风潮，显然给朝廷为政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而压力最大的，显然是崔周度为首的一众调查官吏。
原本，随着调查的积极展开，也遇到了一些瓶颈，面临着一些困难，以及那些缥缈却始终存在的压力。
如今，都不需你费心调查了，人家主动来投案自首了，还一群跟着一群，一波接着一波，且不说其他了，就算把这一应人员全部收监，所涉事项一一甄别调查，都没有那么多的人手。
甚至，负责调查的三法司官员职吏中，又岂是个个清白，说不准谁屁股底下就有没擦干净的地方。若说知法犯法，还有什么人能比这些法司体制下的执法人员更加熟练呢？
事实上，到这种程度，反而有些难以再调查下去了，阻力不只来源于那些涉案人员、官吏及其背后的家族势力，就是调查官员内部，也不愿意了。
于是，一场未经人串连，但勋贵官僚不约而同，十分默契的集体行为，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发生了。
朝廷内部的勋贵官僚们，在这诡谲而汹涌的局势下，于沉默之间，向刘皇帝发出了同一种声音，表达了一种同样的意志。
而有些后知后觉的人，对局面的发展，也不禁乐观起来，有一个词，叫作法不责众。倘若朝廷内部，所有的勋贵、官吏都有涉事，那还能全部给处置了吗？
朝政不运行了？国家不治理了？
若是那样的局面，以刘皇帝之强悍，也不得不妥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