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开宝年的新政，并不止于农事、民政，在养民生息的纲领之下，还着重提到了几条。
其一，吏治。除了继续明确反贪、反腐之外，对于朝廷的监察体系继续调整，使三法司的职权范围更加清晰。同时，对于朝廷其他部司衙的官职权责，也加以明确。
继续清减冗官，对中枢及地方道州诸衙职吏数量进行精简，以县政为例，除了朝廷委任知县、县丞、主簿、县尉等亲民官外，对于当差吃粮的吏人公人数量也进行一定的削减，对各类吏职进行调整，该合并合并，该裁撤裁撤。同时规定，小县各类公职吏人的数量控制在50人，中县75人，大县100人，望县150人。
大汉各县分级，还是按照人口划分，两千户以下为小，两千户以上为中，五千户以上为大，万户以上为望。当然，对全国人口清查登记，也在新政施行之列。
在选才方面，继续完善科制度，增加实用科目，扩大录取范围，控制录取名额，加强徇私舞弊的惩罚力度。同时，提高贵族荫官入仕的标准。
另一方面，继续拓展观政制度，不仅限于中央部司与近畿衙门，而向天下道州推行，并加强对官员的考核。同时，新的俸禄制度，也正式颁行，这是配合此前的勋爵制，提高官僚们基本待遇，毕竟在乾祐时代，刘皇帝并不算“优待”官员，经常听到有官员清苦而难以维继生活的情况。虽然属于少数，但也能地窥其一貌。
其二，则为河务。既为防备水患，也为疏通漕运，不管是对政治、经济、还是军事，漕运之通达，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刘皇帝打算在旧有水道水脉的基础上，对全国的漕渠进行一次梳理，在此前的议政中，就有不少人就此提议。
不只是针对中原、东南，河北地区也一样，甚至于，关中布政使武行德也上表，请求重凿砥柱、三门。当然，在河务方面，刘皇帝始终秉持的一个基本方针，就是不急不躁，稳步推进，量力而行。
除了开凿、疏浚、改道、并流之外，针对于水患频发的地区，除了加固堤坝之外，就是继续推行植树，于水岸密植杨柳以固土。
其三，则是军事了。对于大汉的军制，刘皇帝目前还是很满意的，内外相制，更戍法也实行多年，算是稳固了，因而只是微调。
提高诸边戍卒的待遇，除了禁军的轮戍之外，对于地方戍卒，采取就近轮换的办法。另外，则是对全国军力进行一次调整，禁军、及边军主要是汰换，将老弱退役，地方则裁减，当然，岭南、东南地区暂时犹以重兵控制。而皇城宿卫的军士，则提升至一万人。
更重要的，则是刘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对外用兵，军事以守备为主，一心经营发展国内的样子。当然，这只是表象，短时间内，确实没有再大规模用兵的意思了，国家需要调整，百姓需要安宁，以内安官民，外惑四夷罢了。
在大汉取得基本的统一之后，这轮冉冉升起的红日，所释放出的光芒，已经让周边诸国侧目不已了，包括契丹、回鹘、高丽、大理这些国家，都争相遣使，忌惮之意，不需言表。
至于其他小国、部族，更是纷至沓来，包括此前没有多少联系的安南吴朝，也遣使到东京了，卑辞厚礼，态度尤其恭顺，称奴颜婢膝也不为过，妄图称臣以得到朝廷的认可。
新政政策颁告之后，当着满朝大臣，刘皇帝则再度直言发声，表明志向，勉励群僚，君臣同心，共创盛世，护天下之太平，与百姓以安康。
另外，诸多政令的实施，是需要一批素质过硬的执行者的，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。历来国家政策，都是些纲领性的意见，可解释的空间太大了，自上而下，在朝廷是一个意思，下达道州是个解释，再到县里或许就已经完全变味了。着也就使得许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，最终跑偏，不遂人意，进而失败的原因。
朝廷对国家的掌控力度在这里，信息的传递，内外的联系，社会的发展程度，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细致地治理天下，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并不出奇。
当年，以当下朝廷的权威，倒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极端情况，纵有偏差，也不会太离谱。但是，想要尽量顺利地推行新政，尽量完美地实现目标，却也需一个有力的领导团体与执行班子。
因此，刘皇帝对大汉的权力中枢，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，以迎新时代，并为新政的施行保驾护航。
魏仁溥为中书令，仍居首相，主掌国政；窦仪以吏部尚书，兼尚书左丞，同平章事；王溥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，成为政事堂内最年轻的相公，他与窦仪可以说是推行新政的骨干人员；雷德骧虽为三司使，但比起王溥，除了年龄大些，其他似乎都比不过了，有些憋屈。
工部尚书，该任慕容彦超了，主要让这慕容皇叔将的经历放到对河工水务的调研与治理上去；雍王刘承勋改授幽冀安抚使兼真定知府，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镇。陶谷则自相位上退下来了，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迹弹劾他，刘皇帝让他回宣慰司干老本行，估计最不乐意的就是他了。
刑部尚书，